武则天时期的军事表现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。在西线，她派王孝杰于692年收复安西四镇，并在西域增设北庭都护府，强化了对西域的控制力。郭元振用反间计杀死吐蕃军神论钦陵，娄师德和唐休璟也在对吐蕃作战中取得大捷。

但在北方战线，武则天为巩固权力诛杀将领，导致军事人才断层。对契丹和后突厥的战争屡有失利，赋役严重，逃户问题加剧。王孝杰率十七万大军讨伐契丹，战于东硖石，几乎全军覆没，王孝杰阵亡。契丹反叛虽最终被平定，但消耗了武周国力。

李隆基时期，唐朝疆域达到极盛。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，边功卓著，沿边区维持常备兵员六十万，军费支出庞大。

武则天统治的数十年间，没有发生一场成规模的农民战争，社会治理相对安定。她将关中数十万户农民迁到河南道，给予三年免徭役的优惠，客观上缓解了人口过密和土地兼并的问题。然而，赋役过重的问题始终存在。宰相韦嗣立曾夸张地说“今天下户口，亡逃过半”，反映出武则天晚年赋役繁重迫使大量农民逃亡的现实。

李隆基时期，民生问题却日益尖锐。杜甫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的诗句，描绘的不是安史之乱之后，而是安史之乱之前的社会现实。杜甫本人幼子因饥饿而死，盛世之下的底层百姓生活之艰难可见一斑。繁重的兵役、徭役使百姓在服役期间不仅无法从事生产，还需自贴路费，许多人因之倾家荡产。府兵自十八岁入伍，到六十岁才免役，其家庭又无壮丁，遂至渐渐贫弱，兵士逃亡者很多。玄宗后期好大喜功，大兴土木，进一步加剧了百姓的逃亡。

贯穿武则天至李隆基时期的一个深层问题，是均田制的逐步瓦解。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，农民土地日益减少，无力负担赋税徭役，被迫弃家离乡。武则天时期已出现“天下户口，亡逃过半”的形势，她遣十道使括天下逃户加以应对。

到了李隆基时代，均田制主要通过限制地权转移速率来抑制兼并、稳定小农的功能已基本丧失。玄宗时代近乎放任土地买卖，也就是放任土地兼并，无怪乎出现了大批“地癖”。开元九年（721年），监察御史宇文融上奏，指出“天下逃户渐多，豪强乘机兼并土地，荫庇人户”。许多农户要么隐匿人口进入门阀名下，要么逃遁到南方等人烟稀少的地方。开元年间，帝国有大片土地被豪强富户占据，不必上税，严重影响了朝廷的税收，而玄宗很少过问，导致平民负担更重。土地兼并的加剧与均田制的崩溃，从根本上动摇了唐前期的财政与军事基础，为安史之乱埋下了最深层的制度性祸根。

从武则天到李隆基，唐朝走过了从“贞观遗风”到“开元盛世”的上升轨迹。武则天以女性之身君临天下，客观上推动了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口的显著恢复，为盛世奠定了物质与人口基础。然而，她所开启的女性预政模式，也在其身后引发了韦后效法、安乐公主干政等一系列政治动荡。

李隆基以政变终结了这一循环，但他所付出的代价是政治清算的冷酷与血腥——上官婉儿之死并非孤例，而是那个时代权力逻辑的集中体现。开元盛世虽将帝国的荣耀推向极致，但其繁荣是高度分化的。底层民众为盛世的辉煌承受了沉重的兵役、徭役负担，土地兼并的加剧与均田制的瓦解，使国家税基持续萎缩、军备弱化，最终在安史之乱的冲击下，盛世迅速崩塌。

武则天打造了盛世的“骨架”，李隆基为其填充了血肉，但也因过度消耗而使其迅速坍塌。这段历史提醒我们，国力的强盛与民生的福祉之间，从来不是简单的正相关，而权力更迭中的政治清算，往往以牺牲个体为代价，书写着宏大叙事的另一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