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元705年至755年的半个世纪，是中国帝制时代最为跌宕的时期之一。武则天以女性之身君临天下，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时代；其孙李隆基则以武力终结了女性预政的政治循环，缔造了被后世艳称为“开元盛世”的辉煌。然而，盛世的表象之下，权力清算的血腥、民生的沉重代价以及制度性的结构性矛盾，始终如暗流涌动。本文依据正史记载、出土墓志与学术研究，梳理这一时期的政治逻辑与国力民生面貌。

神龙元年（705年），张柬之等人发动神龙政变，迫使武则天退位，唐中宗李显复位。然而，中宗皇后韦氏迅速走向权力前台，效法其婆婆武则天的政治路线。韦后与武三思、安乐公主等人结成政治集团，把持朝政，纵容卖官鬻爵。景龙四年（710年），中宗突然暴崩，韦后随即扶立少年李重茂为帝，自己临朝摄政，将禁军交给韦家子弟统领，独揽大权之心已毫不掩饰。

对于李唐宗室而言，局势已至存亡关头。早在景龙元年（707年），太子李重俊因不满韦后与武三思专权发动兵变，兵败身亡，唐宗室处境更加不利。李隆基后来坦言，自己起兵是为了“拯救社稷，为君主、父亲救急”，这并非虚言，而是一场你死我活的生存之战。

唐隆元年六月庚子（710年7月21日），李隆基联合其姑母太平公主，率领禁军万骑自玄武门入宫，斩将夺关，韦后遁入飞骑营被杀，安乐公主、武延秀等韦武集团核心人物悉数被诛。

政变中，上官婉儿的命运尤为引人注目。上官婉儿手持与太平公主共同起草的中宗遗诏，“相王辅政”条款对李隆基一方有利，她率宫人迎李隆基入宫，试图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。然而，她仍被下令“斩于旗下”。2013年出土的上官婉儿墓志记载，她“亡身于仓卒之际”，陕师大历史专家王双怀据此指出，李隆基“为了免除后患，在仓促之中将婉儿杀害”，并未对婉儿进行审判或详细调查。

上官婉儿之死，表面上是政变中的“附带牺牲”，实则有着深刻的政治逻辑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郑雅如副研究员指出，关键原因在于李隆基服膺于“正统”性别观，意图根绝女性预政。在传统“男尊女卑”“男主外女主内”的框架中，女性在公领域缺乏合法角色，女性参政经常被贴上“干政”“女祸”的标签。李隆基杀同党的上官婉儿、废公主府惹怒太平公主，都显示他想对付的不只是韦后，更想排除所有女性参与政治。

与此同时，上官婉儿与太平公主关系极为密切，两人曾共同起草遗诏。李隆基深知其非凡的政治才能，若留其性命，她极可能成为太平公主阵营的核心智囊，在未来与自己的权力斗争中构成巨大威胁。因此，杀上官婉儿，也是在为即将到来的与太平公主的最终对决提前布局。史家亦指出，李隆基深知上官婉儿“左右摇摆，此时若放过，定后悔莫及”。

唐隆政变后，相王李旦复位为唐睿宗，李隆基被立为皇太子，太平公主被加封为护国大公主。然而，太子与太平公主的权势增大引发了彼此之间的竞争，最终导致先天二年（713年）的先天政变，太平公主被赐死，李隆基彻底掌握最高权力。从神龙政变（705年）到先天政变（713年），短短八年之间唐朝都城接连发生五次政变。李隆基的执政之路，本质上是以政变终结政变、以武力重塑皇权秩序的过程。

武则天统治时期被史家郭沫若评价为“政启开元，治宏贞观”，上承唐太宗的贞观之治，又为唐玄宗开启开元盛世打下坚实基础。这一评价的核心依据之一，是人口的显著恢复。

全国户口从唐高宗永徽三年（652年）的380万户，增至武则天退位时的神龙元年（705年）615万户，人口约3714万。平均每年增长0.721%，在中国古代是一个较高的增长率。这一增长得益于武则天推行相对宽松的逃户政策：她允许逃户在异地登记户籍，归还者不受处罚，并可享受免除二年课役的优待，客观上促进了土地开垦和人口流动。

到了李隆基的天宝十四年（755年），全国户数增至891万余户，人口5291万余，为唐代人口统计数的最高值。当时实有耕地面积约在**800万顷至850万顷**之间，略高于西汉时的最高垦田面积。物价长期稳定，开元十三年（725年）“东都斗米十五钱，青州、齐州五钱，粟三钱”。都城长安与**70余国**有朝贡关系，国库充盈，天宝八载全国库存粮食达9600余万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