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一阶段的对比极为鲜明：北京生物依托央企资源，可以“不计成本”地同步推进多条技术路线和大规模产能建设；科兴则必须在资源极度受限的条件下，通过外交式的商业谈判来获取临床数据。
2020年下半年，两家企业进入了上市竞赛阶段，但节奏和路径截然不同。
北京生物率先撞线。2020年6月28日，北京生物新冠灭活疫苗Ⅰ/Ⅱ期临床试验揭盲，结果显示疫苗组接种者均产生高滴度抗体，无一例明显不良反应。2020年12月30日，北京生物新冠疫苗获得国家药监局附条件上市批准，成为中国首个上市的新冠疫苗。此时距其立项仅约10个月。
科兴紧随其后。科兴的克尔来福于2020年6月在国内获批紧急使用，2021年2月获得附条件上市批件。从立项到附条件上市，科兴用了374天。在产能建设上，科兴在一年内完成了超20亿剂年产能的构建，而北京生物（含武汉所）2021年的产能目标为10亿剂以上，后来整体年产能突破50亿剂。
这一阶段出现了一个关键的制度性因素：2019年12月1日正式施行的《疫苗管理法》，为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和附条件上市提供了法律依据。该法明确规定“国家支持疫苗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，促进疫苗研制和创新，将预防、控制重大疾病的疫苗研制、生产和储备纳入国家战略”，并在药审中心的“研审联动”机制下，使疫苗研发从“串联”改为“并联”。科兴在2020年3月16日至4月20日的34天内经历了18轮预评审、7次注册检验，平均每2天抽样一次，这种速度在《疫苗管理法》施行前是不可想象的。
2021年是三家公司命运对比最为戏剧性的一年。
科兴的“暴利时刻”。科兴2021年全年销售额达194亿美元，净利润145亿美元。按中国生物制药持股15.03%推算，科兴中维2021年盈利约900亿元人民币。全年新冠疫苗全球供应量超过28亿剂，其中国内捐赠3亿剂。单支疫苗的净利润约在33元至50元之间。
但这份利润与股东和市场几乎没有关系。科兴生物自2019年2月起因治理失效被纳斯达克停牌，股价永远定格在6.47美元。2021年，科兴生物在新冠疫苗上赚取了145亿美元净利润，而其美股股东无法通过股价获得任何收益。与此同时，控制权争夺并未因疫情而停止——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，国内多只基金找到科兴控股第一大股东1Globe Capital寻求协作，买入科兴控股股票，矛盾进一步激化。2021年12月，东加勒比最高法院维持原判，确认原有董事会合法性，但这只是漫长诉讼中的一环。
北京生物的“国家队产能”。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在2021年成为全球最大的新冠疫苗生产基地，整体年产能超过50亿剂。截至2021年8月，中国生物新冠疫苗已在9个国家注册上市，98个国家和地区批准紧急使用，接种人群覆盖196个国别。中国生物的疫苗被明确宣示为“全球公共产品”，其商业逻辑与科兴的“以疫苗换临床”模式完全不同。
长生生物的“缺席”。在这一年，长生生物已经不存在。其留下的狂犬疫苗市场空缺被成大生物以约70%的市占率填补，流感疫苗市场则被华兰生物等企业占据。长生生物的消失，客观上加速了疫苗行业从“野蛮生长”向“国家队主导+头部民企补充”的结构性转变。
科兴的“内斗遗产”。新冠疫情为科兴带来了空前绝后的现金流，但也将控制权争夺推向新的高度。2025年，科兴生物宣布每股分红55美元，总分红规模约75亿美元，被市场称为“清仓式分红”——这实质上是各方股东在无法通过正常股价退出（停牌状态下）的情况下，通过分红来瓜分新冠利润。潘爱华因挪用资金、职务侵占罪被判刑13年，其盟友李嘉强借英国枢密院裁决入主董事会，公司控制权格局再次被改写。
北京生物的“常态化回归”。随着新冠疫情进入常态化阶段，北京生物的角色从“应急研发主力”回归到常规疫苗供应和研发储备。其百年积淀和央企体制，使其在新冠这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能够以最快速度响应，但在常规市场竞争中，其灵活性不及头部民企。
长生生物的“制度遗产”。长生生物案催生的《疫苗管理法》在新冠疫苗研发中发挥了关键的制度支撑作用——紧急使用授权、附条件上市、研审联动等机制，都以该法为法律基础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长生生物的覆灭与新冠疫苗的诞生之间存在一条隐蔽的制度链条：正是长生生物暴露出的监管漏洞，催生了更严格也更灵活的法律框架，而这个框架恰好为应对下一次危机提供了制度准备。
| 维度 | 长生生物 | 科兴 | 北京生物 |
| ------------ | ---------- |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| -------------------- |
| 2019年状态 | 已破产退市 | 停牌、内斗、生产中断 | 正常运营，研发储备 |
| 疫情响应能力 | 不存在 | 有技术，资源匮乏，治理瘫痪 | 完整组织，资源充足 |
| 研发启动 | — | 2020.1.28立项 | 2020.1.19部署 |
| 上市时间 | — | 2021.2附条件上市 | 2020.12.30附条件上市 |
| 2021年利润 | — | 约145亿美元 | 未单独披露 |
| 最终结局 | 破产 | 巨额利润与治理失效并存 | 全球最大生产基地 |
新冠疫情是对2018—2019年那场行业震荡的一次“压力测试”。长生生物的覆灭清除了一个系统性造假的毒瘤，但也留下了供应缺口；科兴带着未愈合的内斗创伤进入疫情，虽然凭借技术能力和“以疫苗换临床”的非常规策略抓住了机会，但治理结构的深层问题始终未解；北京生物则凭借体制优势和百年积淀，成为唯一能够“完整响应”的力量。三家公司的疫情轨迹，本质上是2018—2019年那场危机所塑造的制度遗产——监管收紧、行业出清、治理分化——在极端情境下的集中释放。